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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9-06-10 20:33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大渡河水深无桥又无法泅渡,直到1942年11月,才建起了第一座桥,目前仍在使用。

  《安顺彝族乡乡志》记载,1935年4月29日,安顺场区域发生地震。尽管地震造成的危害不大,但似乎预示着某一大事件的到来。

  72年前,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军事史上留下了“五月不过大渡河”的教训,可千难万险中的中央红军等不到5月结束。

  1934年10月,被迫从江西撤出的中央红军从于都出发,开始了长达两万五千里的长征。

  1985年,美国著名作家、记者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在其《长征:前所未闻的故事》开篇写下这样一段话——

  “红军置之死地而后生,履险如夷地从蒋介石的手掌心里走了出来。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撤退之中,红军一次又一次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失败与覆亡。”

  哈里森所讲的“一次又一次”,自然也包括发生在安顺场的“强渡大渡河”军事行动。

  1935年5月初,巧渡金沙江入川后,中央红军一路急行军,取道凉山彝族地区,巧妙化解民族仇恨,以天降神兵的速度直下安顺场。

  在红军抵达安顺场前,蒋介石于5月中旬飞抵昆明,调集中央军十余万人、川军五六万人在大渡河堵截,并致电各军:“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,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、一线中通、江河阻隔、地形险要、给养困难的绝地,必步石军覆辙,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。”(据《人民日报》)

  当情报最终证实红军向安顺场进军时,蒋介石坚信“石达开第二”的剧目即将上演。

  蒋介石的信心来自清末北洋幕僚薛福成所著的《庸庵文续编》,书中记述了1863年石达开所率太平军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的悲惨遭遇。

  中央红军的高层指挥者也从《庸庵文续编》找到突破点,那就是——石达开之所以被围困在安顺场而不能渡河,根本原因还是与当地土司关系处理不当,“如果红军模范地执行民族纪律”,强渡大渡河的行动就能取得胜利。

  避免“失败与覆亡”,红军先遣队的担子更重了,他们要率先强渡大渡河,为全军继续前行打开通道。

  1935年10月24日,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奉命夜袭安顺场。临行前,上级首长安排给他四个任务:一是消灭安顺场守敌,二是迅速找到船,三是立即渡河,四是渡过河去,固守滩头阵地,掩护后面部队渡河。

  安顺场守敌很快被击溃,孙继先还抢到一艘敌人准备逃命用的渡船,但“立即渡河”几无可能。孙继先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提到:“对岸是峭壁,水流湍急,中流还有大大小小的暗礁。”

  对于大渡河“红色船工”这段历史,安顺乡老乡长、当地彝族人罗向如非常熟悉。

  罗向如告诉记者,当时红军战士在大街上碰到了打更匠李树轩。在李树轩的指引下,红军联系上了安顺乡乡公所乡长(也称团总)陈耀鲜,让他协助红军组织船工。

  于是,记入史册的几个船工名字出现了:刘学仲、帅士高、韦崇德、龚万才、龚万富、王国宾(刘学仲妻弟)……

  打更匠后来成为黄庭霞母亲刘明秀的继父,这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把刘明秀当成宝贝疙瘩养育成人,还把当年的经历和她父亲刘学仲的故事讲给她听。

  只可惜,因为年代久远,很难再确认黄庭霞的姥爷刘学仲究竟是第几艘船上的船工。因为后来随着渡船增加到3条,前来支援的船工达到60多人(也有七八十人的说法)。

  “据老人讲,当时大渡河两岸的渡船营生,基本上被王家和刘家把持着,也就是刘学仲、王国宾等人。所以,他们很可能是船工的主力。”84岁的村民曾明常于1952年迁到安顺村,听老辈人讲过当年的故事。

  对于刘学仲是船工之一的事实,罗向如也予以认可。他说,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里是有这个名字的,刘学仲、王国宾等人的事他也知道一些。

  总之,面对无法架桥、无法泅渡的大渡河,有了渡船和船工,强渡大渡河才有了极大可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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